10年前，1994年，长虹招待所里住满了等待提货的客商。长虹尚且仁义地免费招待他们3天，剩下的日子他们就得痛苦地等待了。我当时受命为制订“95”规划考察若干消费电子类大企业，住在长虹招待所时亲眼目睹了客商们如同热锅蚂蚁的群相。

　　但就在这种卖方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1995年长虹却突然决定彩电降价，而且并不讳言就是要挤垮其他厂家，在中国彩电市场“包打天下”。

　　长虹彩电降价，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彩电业界一片抱怨和谴责声，指责长虹厂不顾别人死活、是“坏孩子”坏了行规、搞乱了市场。

　　消费者方面兴高采烈，“逢低吸纳”。

　　长虹厂则振振有词，一是强调自己凭实力竞争，二是宣扬这是向洋货挑战、扩大国际市场的国货占有率。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经济界“专家学者”，纷纷为长虹的“市场出击”提袄砺勐壑ぁ保嫡馐钦嬲氖谐⌒形歉母锏乃豆?/P>

　　作为行业主管的原电子工业部搞“滑头政治”，耍“小公务员主义的小聪明”，弄上一个小小的副处长（形象也很糟）到电视上露个面，说什么根据部里文件早己把定价权下到企业，对彩电价格大战等于什么也没说。

　　新闻界囿于对这一突发现象缺乏工业、行业背景知识积累，现象学层次地“爆炒”一番便不甚了了。

　　“台风”过后的暂时结果是，长虹彩电与其他国产彩电相比的确扩大了市场占有比例，一批国产彩电厂家倒闭或找到略好一点的下场，而洋货的中国市场占有率并不见降低，价格也基本未变。

　　时隔一年，1996年，彩电降价风潮又一次袭来，但这回长虹已不再是主角。TCL和康佳大屏幕彩电降价幅度之大，而且“擂台”就设在长虹的家门口成都，让长虹狼狈不堪。这回长虹不再强调市场竞争了，而是向行政干涉伸出了求援之手，就像《南征北战》中的李军长高喊“拉兄弟一把”；上一轮“行情”是广大彩电厂家呼吁保护民族工业，这一轮“行情”则是长虹发出了同样的声音，也使人联想到当年毛泽东写的《评战犯求和》。至于国内其他活着的、半死不活的和已经死去的彩电厂家，如果说它们内心对长虹不存“你小子也有今天”之窃喜（如果这时装蒜谈论什么“境界”、“胸怀”之类，那就是公然撒谎、“有水平”而没人格了）。

　　1996年TCL和康佳降价旋风的起因，显然与长虹1995年的“英雄壮举”有着逻辑联系，所以事情还得从长虹降价谈起。

　　平心而论，如果撇开中国彩电业界乃至整个民族工业发展的整体状况和客观“他律”来看，长虹当年的降价举措，的确不属作为国际惯例的“反垄断法”所拒绝的削价倾销，反过来说，它基本属于正常的企业行为、市场行为的范畴。根本的一条，就是长虹彩电生产的投入产出比高于国内其他彩电厂家，而且在技术上动了一些脑筋，从而在质量和先进技术应用的竞争方面也有些长处。

　　首先是取得了很大的规模经济生产能力，使产品比较成本大为降低。长虹厂当时有8条彩电生产线，95年就生产了250万台彩电，比同期几个****厂家高出一倍还多。说来可笑：限制了长虹生产更多彩电的主要因素，居然是塑料外壳和包装纸箱。一是因为长虹所处的内地四川绵阳电力供应紧张，经常性停电使大功率的注塑机无法不停顿地生产机壳；二是同样因为处于内地，没有够得上规模的包装箱厂家为其配套，而唯一的宝成线铁路又因运力紧张限制了做外省大配套的可能，所以长虹只好自己生产包装纸箱，以至于很多高标准的厂房居然用于堆放包装箱。

　　其次是长虹的管理、特别是执行制度和纪律要比其他彩电大厂强化许多。看过长虹生产线就可发现，生产工人早已和珠江三角洲三资或独资企业的工人一样，已近乎机械地专注于自己的操作，没有其他国营大厂普遍存在的对视察者好奇性留意的现象，工作高度紧张。规定厂区禁止吸烟，陪同客人考察的干部即使坐进了停在厂门口的小汽车内，也不敢点燃香烟，而只能等车子开出厂门后才吸。厂里最重要的研究所──彩电研究所所长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技术骨干了，但因在上班时间炒股立即被解职。

　　再次是长虹在彩电技术吸收消化和生产技术的合理运用等方面也有特色。中国的彩电，除了熊猫集团因其雄厚的技术实力和自主开发传统而以自己设计为主以外，其余都是采用日本线路设计乃至散件组装。比如长虹和北京牡丹同时起步时，都选用了同一种日本线路设计。但是长虹在组装技术上做得比牡丹好。例如对彩电亮色比这一技术难题嵌入了数字化处理，于是它取得了优势和成功，而牡丹则在同一轮竞争中落伍了。在生产技术的物理化组织方面长虹也做得较聪明，它的流水线、许多工装具和专用模夹具、检测设备等等并不比许多厂先进，但它进行了许多符合国情、厂情的实用化处理，提高或确保了生产效率。

　　第四是长虹的营销很有一套。长虹的“红太阳”广告战略就很超前、很成功，而且它早已把广告词刷在厂里所有运输车辆两侧和尾部，以至于在中国西部各地公路上经常醒目地见到它们。由于长虹彩电的热销，当年在全国各地设立了数万家指定销售点和指定维修点。长虹在短时间内订购了数万个“指定销售点”和“指定维修点”铜牌发给它们，每个收取三百元“押金”。仅此一项“雕虫小技”，长虹厂就利用它的名牌效应收入了数百万元（按常识将来也不会有人去索回“押金”），可见其生意经之稔熟。

　　第五是长虹的劳动力成本和全员工资福利开支低于其他彩电大厂。这主要还不在于绵阳作为小城市工资水平相对较低，而在于它是70年代才由南京熊猫厂援建起来的新厂，退休人员相对很少，历史负担很轻，而这种历史负担对于老厂来说已苦不堪言。总之，长虹是因为自身的一些优势，使彩电生产的比较成本低，从而有降价的余地，有市场竞争的本钱。如果象一些纸上谈兵的“经济学专家”那样抽象地谈问题，的确可以得出“长虹降价无可非议”的结论。

　　但是，如果把事情放在国情、历史发展和成熟企业家的做事做人道理上来看，结论就不同了。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产业要发展起来（包括吸收劳动力数量、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辐射比率、增进国民财富的能力、在整个综合国力中担当的角色等等），不能靠一、两家大实体包打天下。先进工业国家中有的走的是大企业集团为主流的道路，有的走的是中小企业为主流的道路，但即使是前者，也不是扼杀、排斥中小企业的，更不可能对与之并列的大企业搞非法的恶性竞争。世界上有的是在某个领域声名显赫、雄居榜首的大企业，但还没有一个只靠一、两家实体就包打天下形成一个完善产业并还能健康发展的例子，发达国家也没有人不合时宜地去人为搞什么“大集团战略”。

　　经济学实践中讲究一条，即把握好一个产业乃至全社会的“垄断性”与竞争性的“利害变换线”。成熟的企业家懂得要学能在总体上把“鱼塘”搞肥、把“蛋糕”做大的刘邦，而不能做蛮勇逞凶、放火烧荒的西楚霸王项羽。就算是蒙昧的狩猎部落成员，出于生存常识，也没有无知到把母兽和幼兽杀死。

　　然而长虹显然不管不顾这些道理，它要学那些把近海幼鱼野蛮打尽、又没有能力到远洋去捕捞的渔民，走好景不长、自断生计的路子。

　　放到我国国情中来看，虽然我国电子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由于我们仍是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不可能以输血的方式满足它的资金密集型特性的要求，因此电子工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很大程度在需要依靠自身的“造血功能”来实现内涵和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这个自我造血很大程度上要靠消费类（如彩电）电子产品的收益来实现，因为当时我国电子产业的基础类（如集成电路和其他基础元器件）、投资类（如计算机、程控交换机和其他通信产品）尚处于发展初期，收益率低，且需吞噬大量资金。如果没有长虹降价使彩电业大伤元气的影响，由于当时我国进入了新的彩电购买高峰期（旧彩电更新升级是重要原因之一），按正常价格销售，估计可由国内市场消化一千多万台产品，既可为电子工业的整体发展注入宝贵的资金，又使各个彩电厂家都获得了一次大发展的良机，同时也避免了由于竞相削价造成的通过利税形式表现的国有资产流失，这会是一个多么好的局面？当然，降价使消费者兴高采烈，降价者也可自夸特别热爱人民。但是对于一个成熟的法理社会来说，国家行为、企业行为、法人行为、公民行为，都要放在“社会”、“国家”和公民三者之间加以考量，防止出现乖离率超出利益均值线过高的情况。如果放在这个坐标系中来看，长虹的行为显然不是建设性的，而是破坏性的。

　　再从长虹降价的具体情况上看，如前所述，它是在自己的产品最热销的情况下降价的。当时全国许多工商企业都饱受“三角债”困扰，而长虹厂绝无这种情况；商家都是打完款或带了现今支票到厂里等货。在这种情况下不涨价反倒降价，算不算正常的企业行为、市场行为？符不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这样做除了想乘国内其他彩电厂家困难把它们一举挤垮以外，看不出还能有什么其他目的。所以结论应当是以市场行为做幌子的恶性竞争、不正当竞争。

　　其实，长虹厂想把国内其他彩电大厂、特别是援建它的熊猫厂打下去，这是很天真、很幼稚的怪异想法。关键的一条，还在于它远没有这样的技术实力。以熊猫厂与它相比，人家的软、硬综合技术实力和开发传统这种无形资产（包括NO－HOW）比它要高出许多，只是按照国家指令投入大量精力于卫星地面站、远程和高级无线电收发报系统等等的设计生产而没有较早、较专注地从事彩电生产，何况熊猫厂还做了许多自我牺牲、援建和扶持了大量新厂和不景气的企业。就产品而言，从技术角度分析，熊猫彩电的内在质量是高于长虹彩电的，从印刷电路版到小小的金属机加工件都是如此；熊猫厂一直坚持了“军级品”质量的传统，它没有在整机的次要环节上做“次等级处理”的习惯。正是由于实力和传统，使熊猫厂在国内雄居电子业“龙头老大”地位，并且赢得了日本等著名电子企业的国际性尊敬。

　　而这种尊敬从未降临到长虹厂头上，哪怕它的彩电产量再翻一番，因为外国人当然知道彩电技术现在根本算不上什么高技术，何况中国的彩电生产在性质上都属于外国成熟技术的直接应用──“组装”。

　　前车之鉴，温故知新。时至今日，我国彩电业已颇有“昔阳产业”的味道，人们已不太注意它的是是非非、起起落落了。但是，我国的IT业正在高歌猛进，企业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长虹行为”也并不鲜见。例如最近有报导说，国内软件企业的恶性竞争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价格战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个******的项目5亿美元左右，国内外的软件公司争来争去，最后连硬件在内几千万美元就成交了；某个国家部委级项目，世界银行贷款预算是6000万美元，但是国内外去投标的软件公司，报价都在3000万美元以下，最后成交额不到2000万美元；某地方政府原定200万元的电子政务项目，50万元就拿下了。对于这些杀鸡取卵、饮鸩止渴、不顾左邻右舍的行为，我建议有关方面反思一下长虹现象，给大家从而也给自己留一条生路。市场是残酷的，竞争是市场的第一主题，但沟通和妥协也是须臾不能缺少的。